我们是江南的游击队(四)(作者:韩祥林)

发布日期: 2015/5/7  作者: 网站 管理员   浏览次数: 305   返回




日寇图谋巩固它的占领区,19411月,日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提出要以长江下游为起点,分区实施清乡。经与汪伪密谋策划,511汪伪政府成立了清乡委员会,由大汉奸汪精卫任委员长,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任秘书长并主持苏南的清乡工作。清乡的方针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向我综合进攻,妄图清除抗日力量,实施彻底伪化。

江南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京(南京)沪铁路和长江之间,它直接威胁着日寇重要侵略基地上海和汪伪政权的首都南京以及汪伪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州,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因此敌人就把苏、常、太地区作为第一期清乡区,澄、锡、虞地区列为第二期。

194171,敌人开始对我苏、常、太地区实施清乡。敌人集结了日军3500人,伪军12000人,伪武装警察2000人,特工人员数百人,总兵力达18000余人。敌人在公路、河道两旁筑起竹篱笆,重点地段还架设了电网和铁丝网,从水陆两路对苏、常、太地区实行大面积封锁。然后先进占集镇,再梅花桩似的进占村庄,每个乡镇建立可以相互呼应的瞭望台,实施分割占领,缩小对我的包围圈,在这包围圈里,对我篦梳式地反复搜索,发现我游击部队后,即行分进会击,或包围、伏击我化整为零的武装部队和我地方工作人员。

为了开展反清乡斗争,我方成立了苏、常、太军政分会,由张英同志任书记。坚持在苏、常、太地区的部队有五十四团的两个连和警卫二团的四个连。对外称为五十五团,以内线坚持为基本作战方针。6月下旬,军政分会召开苏、常、太三县的党政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上级指示,部署苏、常、太的反清乡斗争。

由于对敌人的这次清乡严重性估计不足,仍把它看成与以往的大扫荡一样,只要两三个星期,敌人清乡就会结束,即使估计的严重一点,也只认为只要坚持三个月,即能完成反清乡的任务,因此在这个扩大会议上号召干部坚持斗争两个月,即可粉碎敌人的清乡计划。由于这次反清乡的工作布置太迟,不少基层组织来不及传达,而敌人的清乡却已经开始了。

为打乱敌人的部署,712,我苏、常、太的反清乡部队主动袭击了太仓方家桥据点,但未得手,反而在撤退时遭敌堵截,我军损失不小。在清乡区外,我十八旅和十六旅的主力,也频繁出击,进攻了苏州、无锡、江阴、沙洲以及苏南的延陵等日伪据点,破坏敌人交通,给敌很大打击,但敌不为所动,仅撤走了一些受我打击和威胁的据点,仍继续加紧对苏、常、太地区的清乡,使反清乡的斗争形势空前严重起来。

7月上旬,敌人已在苏、常、太”“清乡区内增设了大批据点,敌人在被它分割的小块地区内昼夜不停地搜索。苏、常、太是水网地区,敌人又以汽艇日夜巡逻,逮捕我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

在这样严重的敌情下,我反清乡部队未能果断地迅速转移,只能强调原地坚持。为了缩小目标,我军将部队化整为零,将部队分成几十个游击小组。每组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几人,多个游击小组独立活动,主动出击,亦曾取得某些战果,但在强敌面前,分散后的游击小组,战斗力更加薄弱,各小组之间联系困难,不能相互配合,无法摆脱被动挨打局面。

清乡区内,敌人积极编组保甲,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并实施联保联坐一家有罪,九家举发;若不举发,十家连坐715敌人清查完所占市镇后即向乡村扩展。敌人利用汉奸和叛徒,到处扣押、毒打与我稍有关系的群众,并以烧毁房屋等相威胁,有时在黎明前,突然包围某个村庄,集中全村人员,按保甲名册点名,严加盘问,并查看手上有无长期务农的老茧,脚趾上有无长期水田干活的水锈,查听是否本地口音,额头上有无戴过军帽的痕迹。稍有疑问,即予捕去。敌人还经常派出特工,伪装我军工作人员,深夜去群众家轻轻敲门,如果房东把他们当新四军接待,即以通匪关押,迫使群众难以掩护我方人员。我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只能昼伏夜行,行动越来越困难,并不断有人牺牲和落入敌手。更由于前一时期,我方在苏、常、太实行肃汪运动,犯有严重脱离群众的扩大化错误,形成群众更难掩护我们的严峻局面。

为了减少损失,保存有生力量,六师师部决定改变原定反清乡部署,要求领导同志和骨干力量暂时撤出苏、常、太”“清乡区。7月下旬,杨浩庐、任天石等越过太仓浏河附近的封锁线,退往上海,张英、薛惠民等率领干部、战士200余人,分批越过福山塘封锁线进入澄、锡、虞。大多数外来干部在群众掩护和帮助下,突围撤出清乡区。

敌人对苏、常、太清乡,自71日起8月下旬结束,我方损失严重。苏、常、太三县的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悉数瘫痪,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数百名党员和各级政权工作人员被捕,武装人员牺牲、被捕和失散的达400余人,无辜群众被抓,被关达数千人,有的被勒索钱粮后交保释放,有的与被捕的新四军人一起被送进苏州第三监狱,关押之后再被押送至南京、安徽长江边煤场充当苦役。

苏、常、太地区的反清乡暂时失败了,但它为以后其他地区的反清乡斗争,提供了经验教训,苏、常、太地区的党组织虽遭破坏,但仍有不少党员隐蔽了下来,成为今后恢复抗日斗争的革命火种。

敌人第二期清乡的目标为澄、锡、虞地区。敌人的第二期清乡,原定计划为19419111月底为止,由于苏、常、太清乡提前结束,因此敌人自8月下旬开始清乡的军事行动,重点转向澄、锡、虞

81314日新四军军部即对江南东路反清乡斗争作了重要指示,指出敌人对苏南清乡的性质是分区清乡,六师各旅团对待清乡应以分区转移为指导原则。在清乡区内要布置秘密工作人员,打入敌人内部进行隐蔽斗争。六师师部和路东特委也总结了苏、常、太清乡的经验教训,部署了澄、锡、虞地区的反清乡斗争。路东特委公开发表了《告东路地区人民书》,并有计划地将面目公开的干部撤往长江以北靖江地区,建立江南干部大队,在澄、锡、虞地区建立了地下党组织,确定了各县特派员的区联络员,作好秘密坚持长期斗争的准备,此时我和吕进两人结束了在厚桥翻印地图的工作,回到特委机关时,特委机关已经转移。当即留在师部参谋处,帮助抄写行军、宿营等通报工作。

19418月,在谭震林的指挥下,六师师部和十八旅主力部队开始向澄、锡、虞”“清乡区外转移。

第一次拟从澄、锡、虞向北往沙洲(今张家港市)北渡长江至苏中。当晚深夜,在杨舍镇以东的新套河上架好了浮桥,前卫部队准备从浮桥上通过这条封锁线进入沙洲地区。但被附近据点敌人发觉鸣枪。为免暴露我军意图,旋即返回澄、锡、虞中心地区。

第二次系于823,部队准备从澄、锡、虞向西越过澄锡公路封锁线,进入清乡区外的澄西地区。那晚天下大雨,部队行速迟缓,当部队快进澄锡公路时,天已大亮,失去偷越封锁线的有利时机,被迫返回,归途又遭顽军包汉生部阻击,前锋与之交火后,我部迅速撤离退回锡北休整。

第三次于826,师部率十八旅主力继续向西突围,当晚在青旸以南堰桥以北的三河口,胜利越过澄锡公路封锁线,在我澄西部队的接应下,走出清乡区,至西石桥(澄西)休整,到达西石桥后,当晚,我和吕进随部队北渡长江至靖江生祠堂一带,回到了特委机关。吕进先被调师部参谋处工作,我仍留在特委担任文印工作,领导我的改为傅学群同志。此时路东特委和撤至江北的干部大队,跟随由团政委曹德辉率领的警卫一团(沙洲警卫团),在靖江、如(皋)西一带流动,待机打回江南去。

六师师部和十八旅的主力撤离澄、锡、虞后,旅政委温玉成率警卫一团的一部,尚留在沙洲坚持反清乡斗争。9月初,路东特委书记吴仲超,带领傅学群等一批干部,渡江重返沙洲,调整和加强了沙洲的县、区领导力量。之后不久我也随警卫一团政委曹德辉率领的部队和一批地方工作干部,从靖江南渡返回江南沙洲。当我们渡过长江,到达沙洲八圩港上岸向南行进时,遇见吴仲超部队渡江北返苏中。在行进中,我们与吴打了招呼,擦肩而过。

到达沙洲后,我即与已先到达的傅学群同志取得联系。与傅两人住在江边的农民家里,如遇敌艇在附近经过,我俩就迅速躲进江边芦苇丛中隐蔽。

曹德辉带领的部队到达沙洲后,与留在沙洲的部队合在一起整编为三个连,都归旅政委温玉成统一指挥,曾在沙洲纯阳堂等地与敌人打过几个小的胜仗。

922敌人第二期清乡正式开始,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对沙洲地区进行篦梳式地扫荡,我部难以立足,于是再一次决定,向北渡江和向南撤至澄西,分头退出沙洲。

1941926傍晚,突然接到通知,要傅学群和我到部队驻地集中,到达后,见温玉成政委也在。因不明这次集中的意图,我除背着行李外,还提着油印机等工具。当晚乘着黑夜,随部队向南移动,午夜时分,到达东西流向的新套河边,部队正在向南岸游泳渡河,此时我才明白,此行是从沙洲向南突围。

新套河宽约20,水流较急,是沙州地区南缘的一条界河,亦是敌人分割沙洲和澄、锡、虞地区的一道封锁线,沿河筑有很多据点。我们的渡河行动,被敌发觉后,即从据点向渡河点猛烈射击。我警戒部队予以还击。此时会游泳的同志过河上了南岸,不会游泳的就沉溺河中,警卫一团政委曹德辉在渡河时溺水牺牲。带领我的傅学群同志已先游过了河,我则不会游泳,躲在北岸手足无措。此时在北岸不会游泳的共有30余人,不成建制。大多是部队同志,也有少数地方工作人员。现场无人指挥,情况相当紊乱。见状我出于责任心,当即高呼:队伍中有无干部?当场有一位副连长和一位政治指导员徐明(名字可能记错)站了出来,我与他俩商量决定,先将未能过河的同志集中起来,在拂晓以前,退回沙洲,做好渡河准备后,再行偷渡新套河,追赶已过河的部队。我们三人就成为留下部队的核心,暂由我负责部队的伙食,各人所带经费集中使用。

第二天(27日)一早,我们向农民买米,开了早饭,我们三人商定,为缩小目标,暂时将部队分散至附近村庄,枪支集中收藏,约定当日傍晚再集中。这项决定事后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傍晚集中时,已有一些同志离队不归,有的明知他要离队,我们也未加以阻拦。

就在傍晚集中队伍时,发现南面村上住着警卫一团由连长张越龙率领的一个建制的排,和一位民运工作的奚明道同志。奚熟悉沙洲地方情况,于是我们与张越龙所带部队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张越龙、徐明、副连长、奚明道和我共5个人的核心,共同商量部队行动。当晚由张越龙指挥,移动了宿营地。

第三天(28日)我们在驻地集中隐蔽,不再分散。但士气并不高涨,这天上午,发现驻地附近大路上有敌人经过,部队立即拉至村边做战斗准备,但行动相当慌乱。傍晚,奚明道带来十八旅政治部敌工科长谢镇军的口头通知:凡属地方工作人员可到谢镇军处集合,由谢负责转移出沙洲清乡区。我和奚明道两人都属地方工作人员,但我俩认为,目前部队处境困难,应该帮助部队一起走出困境。因而两人决定都留在部队,不去谢处集中。当晚我们又移动了宿营地。

第四天(29日)傍晚,派出的人员,已摸清了可以偷渡新套河的渡河点,以及行军路线,我们准备了一块门板和绳索,作为来回拉动的渡河工具。我们即向预定的渡河地点出发。在渡河点,由我负责指挥运用渡河工具,并最后一个渡河。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全部偷渡过了新套河离开了沙洲。

进入澄、锡、虞的当晚,就在江阴定山东北的一个村子里宿营。30日天明后,张越龙派出干部侦察继续行进的路线,并通过奚明道设法向地方筹措经费。傍晚,侦察路线的人员尚未全部回来,筹款亦无着落,却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温玉成政委所率已渡过新套河的部队,在澄、锡、虞地区遭受敌人袭击,部队已被打散等等。我们闻此讯息,突围信心顿时大受影响。我们估计,要从定山向西向南穿越澄锡公路,走出清乡区还需两个晚上。当时只知与澄锡公路并行的还有一条运粮河,河上只在三河口有座桥梁可以通过。这条路线虽然六师师部曾从三河口走出清乡区,但具体路线我们无人熟悉。所需两天经费,又无着落,不知该如何筹措,当时我们把困难看的过于严重了。于是我们五人(张越龙、奚明道、徐明、副连长和我)当即商定,为了缩小目标,保存力量,决定分组突围。由指导员徐明等五人组成一个组,换穿便衣,向北返回沙洲,北渡长江(事后了解,此组突围成功,回到部队)。另一组为奚明道、副连长、江卓群(报务员)、一名排长和我也是五人,亦是全部改穿便衣,向西向南拟从三河口穿越澄锡公路走出清乡区。其余武装人员约30余人由张越龙率领设法突出清乡区。上述两组突围人员的武器,统一交由张越龙处理,当时我随身携带手枪一支、子弹数发和几张军用地图,就一并交给了张越龙。

当天黄昏(30日)按照集体决定,两组人员迅即离开部队。我们一组,由奚明道引路,向南行至天主堂(地名)在一位地方党员家里投宿,此时组中的一位排长,向我们提出他是无锡寨门人,学过皮匠,想离队去寨门师傅家里隐蔽。我们当即同意并勉励他说:我们的部队很快就会回来,你在家乡要起点作用等语。排长走后,我们一组只有四人。次晨(101)奚明道出去打听消息和设法筹措四人路费。傍晚才回,带来更为揪心的消息:昨晚当我们两组离开部队后不到两小时,敌人突然进村,张越龙等30多位同志全部被俘,并称此系部队里的一个排长,向金童桥(骆驼桥)的伪军告密,并带着敌人进村。还说这个投敌的排长曾拜上述据点的伪军头目为老头子等等。我们回忆,当时部队确实有一个癞子排长,早上派出,傍晚未归,估计即是此人投敌叛变,我们痛悔事先竟毫无警惕。对此不幸消息,我们痛惜不已。当晚决定离开地方党员家,继续前行。在告别时,这位地方党员深情地祝愿我们一路平安,还安慰我们说:一路上好人总是多数,对我们身处困境的人,听到这些温情的话,当时多么感动!

我们的目标是三河口,只知向西向南,不知具体路线。奚明道说:就凭我们头上的触角,一步一步地沿着方向走到三河口去。奚很勇敢,他一般总是走在头里,走了一夜,102黎明,路上已有上街赶集的行人,一经打听,此地已离南闸镇不远,南闸镇是江阴城南澄锡公路上的一个市镇,没有敌人据点。我们乘天未大亮,继续南行,走进一个村子的农民家里,伪称我们四人是从上海下来经商,不幸翻船,才流落到此。房东也不盘问我们,一位中年主妇,自称她原来在上海纺织厂做工。八一三上海打仗,才回乡来,她对我们甚为同情,供给我们饭食,我们也付了饭钱致谢。

傍晚,我们告别房东,继续以三河口为目标,向南向西行走。那晚该是阴历8月中秋,明月当空,几乎家家门前燃着香斗,祭祀苍天。我们走进一个村庄,询问离三河口还有多远。村民指指即在西南方向,我们估计已离三河口不远。走不多远,我们见石桥旁停靠着一艘渔船,我们请船主为我们带路。船主非常惊慌,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谎称:刚从保长那里过来,保长要你为我们带路。此时他才同意。我们上船后不到一刻,船已划到沟稍,船主向我们指:上岸就是三河口。我们付了船费致谢后,离船上了澄锡公路。

澄锡公路是南北向的,路的西侧敌人确实筑有一道长长的竹篱笆。我和副连长在南北两头守望,江卓群和奚明道两人用手将竹篱笆拉开一个洞口,可供单人钻过去,我们四人就此钻过竹篱笆,离开了澄锡公路,再往西走约一里许,确有一座大石桥。横跨在相当宽阔的运粮河上。走上石桥,完全走出了清乡区,就直奔西石桥,回到了部队,此时已是103的早晨。我们一组四人胜利完成了沙洲突围任务。自926103,我就结束了为期七天的艰苦之旅。

到达西石桥后,江卓群和连副回归部队,我和奚明道两人找到特委组织部长赵秀英(女),分别汇报了沙洲突围经过。之后,我和奚又分开,我和其他同志一道,当晚过江,到达靖江,回到路东特委归队,领导我的傅学群同志也早已突出清乡区,回到了特委机关。

不久,路东特委改组,江南东路的斗争也改变方式,六师十八旅又奉命执行开辟新区任务。我就调离特委机关,去十八旅参谋处工作。随十八旅西进,为在江(都)、高(邮)、宝(应)建立苏中第一军分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而斗争。在抗战期间,我再也没回到过家乡江南。

沙洲突围是我革命生涯中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在危急关头,我能挺身而出,负起帮助部队走出清乡区的责任,但我却是毫无军事斗争经验,全然不知如何宿营,如何保守军事机密,也不懂如何为部队筹款,解决经济困难,更不懂得如何鼓舞士气,巩固部队。因而措置失误,没能将这支小部队全部带出清乡区,造成张越龙等30多位同志被俘的损失。当时我们几个负责的,全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在困难面前,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如果有位有经验的同志来领导就好了

沙洲突围后,我几乎逢人便请教当时该如何处理才好,认真听取别人的斗争经验。在之后的革命生活中,我除了要学习革命理论外,还要认真学习实践经验,尊重富有经验的工农干部,努力改造参加革命以前的学生腔

江南人民是不屈的,敌人的清乡,虽然迫使我十八旅主力退出了苏、常、太澄、锡、虞,但我们的党改变了斗争策略,继续派小股便衣,回到江南,领导群众开展合法斗争。群众运动再度蓬勃兴起,斗得敌人不得安宁。

新四军的战士,亦是顽强的。在反清乡斗争中被俘的张越龙等一批同志,被敌押送至伪江苏省苏州第三分监慕家花园关押。据史料记载,当时在该监狱,关押着反清乡中被俘的我党、政、军干部战士以及抗日积极分子达一千数百余人。他们在狱中秘密建立了党支部,由林根泉(狱中化名吴阿根,原为苏州藕渠区区委书记)、孙学明(原常熟县委组织委员)、叶初晓(原十八旅五十四团营教导员)、郭曦晨(原太仓县县长)和张越龙(原警卫一团连长)五人组成党支部,由林根泉任党支部书记,领导难友与敌斗争。之后,张越龙、叶初晓等一批同志先被敌解押至南京老虎桥伪江苏省第一监狱,再分别押送至浦口煤场和芜湖苦工营从事苦役。19423月浦口煤场暴动失败,数名组织者遭敌枪杀。而芜湖苦工营,在张越龙、叶初晓等同志领导下,率领难友暴动成功,上百名难友冲出营地,有的回家,有的直接回到革命队伍。张越龙暴动出狱后,当即到达当涂,与家中取得联系后,由他的哥哥从上海赶往当涂接张回家,1943年张找到关系后,回到了苏中江、高、宝,在我们十八旅先后担任旅特务连(警卫连)副连长、旅部武装侦察连连长、五十二团连长。19452月,为保卫新四军军部,在顺河集战斗中光荣牺牲,张是宝山月浦人。

林根泉等难友,19423月,亦从苏州被敌押解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同年4月再被押解至长江边的无为县裕溪口苦工营,从事扛运煤炭装卸上船等苦役。104日中午,在以林根泉为首的党支部领导下,难友们夺取敌人枪支,暴动出狱成功,一百数十名难友逃出苦工营急奔30余里,当天下午,陆续到达新四军七师所属无为游击大队,回到革命队伍。之后,林长期从事我军炮兵工作。林原是南洋中学学生,是从上海下到江南东路参加抗战的。他是上海浦东北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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